《中国教育报》2016年10月11日5版刊发了文章《“普职比大体相当”难落实，尴尬应该如何化解》，其中谈到达到“普职比”保持相当比例的目标难以实现，既有来自教育管理者的认识偏差和执行力度问题，也有家长的认识问题。针对这种现象，作者提出了五点主张与建议。

　　笔者认为，这些主张与建议对于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增加职业教育对学生和家长的吸引力无疑大有裨益。但毋庸置疑的一点，职业教育并非独立于社会之外的自我运行与循环体系，如果我们只从职业教育内部挖掘原因和忽视对外部有关因素探讨的话，终究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憾。当前职业教育提高质量和持续改进之所以面临“一山放出一山拦”的障碍与困境，除去职业教育本身自有的缺陷有待弥补、改善与提高外，社会大环境下的诸多弊端与痼疾也是制约职业教育健康发展的负面因素。深刻认识和大力消除相关负面因素，是我们应该致力研究的内容和努力的方向。

　　研究发现，职业教育在人们的心中被轻视，院校难以招到优质生源，培养质量难以尽如人意，问题表面上出在职业院校，其根源在于社会的人才观导向和用人制度偏差。这些社会根源不拔除，尴尬境遇就无法从根本上摆脱。

　　人们对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者的轻视古已有之，古人囿于思想和时代的局限性产生偏见尚属情有可原，而当今人们再持这些偏见按理说是不应该的。新时代应该有更为革命性的、更为高尚的人才观，但是实际上人们的旧有观念是根深蒂固难以在短期内根除的。这种旧有的成才观和人才观在社会上的很多普通民众中仍然大有市场；更有甚者，掌握国家权力的各级领导干部和教育专家的做法往往具有最强的导向作用。他们的不适当做法对于当前谬误人才观的沿袭起着很大作用。

　　究其根源，在于我们的用人制度存有弊端：长期以来，由于社会体制的不完善，有些领导干部和公务员享受了过分的稳定，过多的实惠。但在企业就业的基层与底层劳动者，尤其是体力劳动者，各方面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受到不法侵害的现象时有发生。他们的维权行为在很多时候成本巨大，举步艰难。在这样的现状下，体力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难以得到保障，“劳动光荣”和“劳动者光荣”的观念自然难以在人们心中产生，作为口号自然难以在社会上喊响。

　　这种体制内人员和体制外人员待遇的强烈反差，造成了人们对通过普通教育走入行政事业单位体制内的趋之若鹜，而对于去生产企业从业，甚至从事体力劳动则唯恐“避之不及”，那么与之密切相关的职业教育自然难以避免在人们心目中的“二等”甚至“末流”地位。

　　反观许多发达国家，没有漫长的科举制，也没有计划经济影响下体制内外的巨大待遇反差，严明的行政法规和完善的劳动保障制度既保证了国家公务人员的责任严明，产生权力寻租和腐败的根源几乎被消除殆尽，又保证了任何其他领域的劳动者切实享有相关保障和尊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只有分工不同，而无高低贵贱之分”。我们可以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是否和谐，是否具有持续发展的源源动力，与用人制度是否合理关系极大。

　　要改正这种不良现状，应大力改革用人制度：一方面加强对各级干部和公务人员的管理力度，切实保证针对各级干部和公务人员从行政、人事、财务和司法等全方位的问责、追责、淘汰、退出的常规机制，使其在行使权力和享受实惠的同时，利用严厉的考核和追责机制使他们切实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和风险，使得国家公务人员不再成为一个无需担责只管享受实惠的趋之若鹜之处；另一方面，加大劳动法和其他法规的执法力度，切实保障各种实业领域从业者的权益，如工资收入、加班费用、劳动时间、劳动保险、法定假日、退休费用、工伤医治等，以使他们充分享受劳动者的尊严和体面，从而使得“劳动光荣”和“劳动者光荣”不再仅仅停留于口头和流于宣传形式，而是真正成为社会现实和劳动者的切身感受，使“体面劳动”真正成为现实。

　　只有这样，作为培养各个事业领域从业人才和国家经济发展支柱的职业教育才能够摆脱屈居普通教育之下的尴尬地位，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才能够变得崇高，才能够器宇轩昂地抬起头与普通教育“平起平坐”，才能够昂首阔步地与普通教育并驾齐驱，才能够在培养现代化劳动者的教育活动中大显身手。